“我真的很担心再过二三十年，我们将吃不到优质的天然海鱼。”

得奖，总是很高兴的。但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程家骅说，自己心中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担忧，远超过得奖的喜悦。“我们二十几年连续调查，在传统的渔业资源调查研究手段基础上，利用现代技术，研发出了很多资源调查和分析技术手段；但我们最希望看到的，是渔船上再能满载四五斤一条的大黄鱼、一两斤一个的大乌贼。”然而，现状不容乐观。

1979年我国海洋捕捞量仅为约300万吨，仅仅十年之后便迅速上升到近1200万吨。而当时，专家评估认为，东海的最大持续渔获量只有不到300万吨，即使经过种种修正，可捕量也只在400万吨徘徊。

渔业资源告急的警钟之下，探究如何使东、黄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科研项目应运而生。1987年起，旨在摸清我国东、黄海渔业资源家底，提出科学管理方法的相关项目，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渔业科研单位启动。

茫茫大海，到底有多少鱼虾游曳其中？在东经127.5°以西的东、黄海广大海域，课题组长年开展了一年四次的渔业资源科研调查，每到一个调查站点，他们就放下取样网，在海里拖上一个小时，看看有哪些鱼撞进了网里，同时还要记录下水温、盐度等一系列环境参数。二十多年，他们坚持每年记录着，每年出一本渔业资源分析报告。

“以前，一网上来，四五斤重的大黄鱼，黄灿灿的有上百条，还有三四寸宽的带鱼，小黄鱼都有一尺来长。”程家骅打开一张十几年前渔业调查时拍下的照片说，“再看这张2009年，在同一个点拍的。”只见三四寸长的小黄鱼散落在无数巨大的沙海蜇间，优质海鲜早就不见了踪影他说不出的心痛。

大鱼抓没了抓小鱼，小鱼抓光了虾米也要捞。程家骅告诉记者，逐利的商业捕捞是对渔业资源最大的伤害。

其实，不可涸泽而渔的道理，古人就懂了。但今人在利益面前，忘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道理。在对东海鱼类的透彻研究基础上，课题组向渔业部门提出了“伏季休渔”的建议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，东海渔业资源曾经‘见底’过。”程家骅介绍，有一年小黄鱼的产量只有1万吨，大黄鱼几乎绝迹。而“产卵场保护区管理”、“伏季休渔”等资源管理措施给了海族们一个及时的喘息机会。

这就好像海洋鱼类的《妇女儿童保护条例》每年7-9月，是鱼类产卵的高峰季节，此时让它们安心产下后代。从1995年起实施的“伏季休渔”，是至今执行最成功、受干扰最少的一项渔业管理措施，也的确为延缓渔业资源的枯竭，作出了很大贡献。以小黄鱼为例，自伏季休渔之后，种群数量逐渐回升，近年的东海区捕捞量已恢复到13-16万吨。

但程家骅认为，这仍然只是权宜之计：如今的东海中，很多经济鱼类只剩下那么点亲鱼，产完卵之后便被人捕去，种群退化在所难免。“以前捕捞多为四龄、五龄鱼，二龄、三龄是鱼群中繁殖的主力。但现在，过度捕捞迫使一些鱼类早在一龄便性成熟，开始产卵，产卵后又被捕捞。”他说，脆弱的东海鱼类种群结构就像走钢丝这根“钢丝”似乎随时都可能断。

除了提出“伏季休渔”的建议，课题组还研发出了完整的渔捞日志自动采集与分析系统，可以精准记录下渔捞情况，实时获取与分析数据。通俗讲，就是能够确切知道每一条出海的渔船捕捞的精确时间地点，以及抓了哪些鱼。同时，他们还给出了合适的渔网网目大小的尺寸建议，为幼鱼、鱼卵留出足够的逃生空间。

技术已经不成问题，但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的管理问题，不断使渔业资源雪上加霜。“也许再过50-100年，我们只能捞取水母和浮游生物吃了。”程家骅引用一位国外同行的话，来说明现在渔业资源的窘迫现状：由于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大型优质鱼类过度捕捞到几乎绝迹，导致很多低质鱼虾类大量繁衍前文提到的沙海蜇就是一例。“目前，每年千万吨的捕捞量中，可以供人直接食用的不过35%-40%，剩下的都只能做成廉价的鱼粉，作为鱼饲料。”

与其捞上幼鱼“贱卖”，何不等它们长大，作为高级海产，卖个好价钱呢？程家骅说，目前渔民已基本分化为两类，一种还是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生计渔业，另一类则是靠渔牟利的商业行为。面对即使派出更多船只也无鱼可捕的现状，他认为有可能对后者晓之以理，放弃眼前利益，关注更长期的经济利益。如能进行积极及时的政策引导，“拐点”或将出现。(文汇报)